[專訪]我的悲觀絕對漫長－訪黃執中

[記者胡慕情採訪/黃奐臻整理報導]

「當世新拿了閩台大專辯論賽的亞軍，我個人拿了最佳辯士，大家都覺得有甚麼。學校覺得有甚麼、連大陸也覺得有甚麼，很訝異。」

「但這些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

「之所以參加閩台大專辯論賽，其實目的在於打進華語盃。」

 辯論，其實是一種如同教育的強大力量，如同傅利曼所說的：「幾句合情合理的話，便能改變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然而辯論在台灣，是不受重視的。以華語盃來說，自從開辦以來，台灣，從未打進初賽，每每在第一場就被踢回家，而大陸年年冠軍，有一年拿了亞軍，他們引以為恥；又一次，台大對上哈佛，裡頭全是說中文的外國人，然而我們依舊連初賽也打不贏。

‧為甚麼我們贏不了？

 為甚麼我們贏不了？甚至連打複賽的機會都沒有？黃執中以大陸和台灣兩個國家為例，說明了三點原因：

（一）資源－對大陸而言，辯論是整個國家的事。被選為辯論選手的人，地位和籃  球、體操等選手是相同的。大陸選手的一份辯論稿，共有五位教授替他們想；課業方面，假使明年要參加比賽，今年每科都all pass；經費方面，則是由國家支出。相對於台灣，辯論是私人的事，了不起是一個社團的事，不僅辯論稿，連經費也得自立自強，更遑論要汲汲營營在被當與不當之間。

（二）組織－大陸的選手，完全由學校挑出，而非自願。被挑出來的選手，是一種榮 耀的象徵，並且代表能力強；但台灣的辯論選手，由於沒有一個組織類型支持，所有出去比賽的人，都是最喜歡打辯論的人。然而，喜歡打辯論的人不見得打得好，打得好的人不見得愛比賽，因此，能力上的差別就出現了！

（三）模式－辯論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政策性，如－台灣應不應該廢除死刑？另一種則是價值性（國際性）命題，如－人性本善或本惡？黃執中說，台灣的辯士辯論打得很專業，擅長找資料與後勤作業；但由於長期以來培養打政策性的題目，所以缺乏對價值性題目的訓練和思考，然而大陸或是說整個國際，辯論的方向都是價值性的題目。

         ‧為甚麼我們不改進？

      如果我們在培養的方面出了差錯，那麼為了進軍國際的辯論圈，我們是應該改進的。然而長久以來我們的辯論教育是僵化的，由於在辯論界的學長姊，同樣都是學「政策性」題目出來的，因此，他們只會評這種類型的比賽。若是要辯「人性本善？人性本惡？」台灣，找不到裁判。因此，如果找一個不知道怎麼評的題目來比賽，豈不是自找麻煩？

      從生活層面來看，台灣的學生對生活的觀察少，台灣在打辯論時，總愛打高空。「或許是台灣人認為所有的題目都應該經世濟民吧！」黃執中笑笑的說。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在高中甚至國中的辯論賽裡，我們常看見兩個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在激動的談幅射到底會不會對胎兒造成影響。

      此外，我們對辯論的定義太狹隘。在大陸流傳這麼一句話：「好人才不一定有好口才，但有好口才一定是個好人才。」對大陸而言，辯論是一種展現自我能力的工具，台灣卻當成是競爭的遊戲，然而辯論真的如此狹隘嗎？

       ‧因此，我的悲觀絕對漫長？   

「台灣的學生反應很快……」

「那麼你對台灣的辯論發展是樂觀的囉？」我問。

「樂觀，但要出去比賽，就很不樂觀了。」黃執中笑著說。

      黃執中說，他相信，台灣學生的素質絕對比大陸學生高。因為我們的教育環境開放、進步，學生的反應也很快；但是由於整個大環境的影響，一個天份九十分的學生到大陸去比賽，水準卻下降。這是因為他們必須考慮到其他在條件上不如大陸選手的原因；因此，大陸一個天份只有七十分的學生，可能表現起來卻有九十分。

       黃執中表示，台灣的學生在天份上是有可能突破的。舉這次閩台大專辯論賽的例子而言，大陸方面十分訝異台灣選手上台是不帶稿的，不像他們一次的辯論，申論稿林林總總有十多份。「你們說話臨場感很強！」大陸的辯論選手，如此形容我們的辯論功力。

       因此，為了要使我們的悲觀不繼續漫長，黃執中和友人共同經營的「中華辯論研究發展學會」，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台灣人民知道辯論是一種教育，透過價值性的辯論，我們才能發展出自我的思考。沒有裁判，沒關係，舍我盃與中華辯論研究發展協會，一直以來都在努力，透過示範賽及講座，一步步的讓我們往辯論的更可能邁進。

　

「路漫漫兮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

而我們，正在努力。